自从“玄武门之变”发生以后，唐太宗当上皇帝，长孙无忌作为事变当中的首席功臣，因而进入唐朝的宰相班子，逐渐成为了唐太宗身边不可或缺的谋臣。

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，唐太宗对他十分信任，曾经这样评价他说：“善避嫌疑，应物敏速，决断事理，故人不过。”

而且，长孙无忌的治国政绩尤为突出，他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，主持制定了适合唐朝国情的《贞观律》，后来又在唐高宗时期修订了《唐律疏议》。

随着长孙无忌的官职和权力越来越大，他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，从“太子李承乾被废黜事件”中得以体现。

长孙皇后一共生了三个儿子，分别是长子李承乾（唐太宗嫡长子）、次子李泰（唐太宗第四子）和三子李治（唐太宗第九子），按照唐朝当时实行的“嫡长子继承制”，李承乾顺理成章当了太子。

唐太宗贞观十六年（公元642年），唐太宗一怒之下杀掉了太子宫中的几个美艳的伶人，太子李承乾认为，一定是魏王李泰向唐太宗告密，因而对魏王李泰痛恨不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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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之后，太子李承乾派出张师政和纥干承基等人，企图刺杀魏王李泰，但是没有成功。

于是，太子李承乾联合陈国公侯君集、汉王李元昌、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和驸马都尉杜荷等人，预谋发动政变，篡夺皇位。

第二年，唐太宗的第五子齐王李祐在齐州（如今的山东济南）发动谋反，从而牵扯到了太子李承乾身边的卫士纥干承基，并被判处死刑。

为了保住性命，纥干承基主动告发太子李承乾意欲谋反的事情，导致太子李承乾被废，还被流放到黔州（如今的重庆彭水）。

随着太子李承乾被废黜，最有资格当太子的人选就是魏王李泰了。

由于魏王李泰的心机很深，曾经与太子李承乾明争暗斗，还一度威胁晋王李治不要参与进来，唐太宗最终放弃立他为太子的念头。

此时，在唐太宗的心里，最理想的太子人选当属吴王李恪。

可是，吴王李恪的身份比较特殊，他的生母是隋炀帝的女儿杨妃，与长孙皇后所生的三个嫡子李承乾、李泰和李治相比，他没有一点优势。

从当时“立嫡立长”的传统来看，即便李承乾和魏王李泰都淘汰出局，也轮不到吴王李恪当太子，因为他前面还有一个晋王李治。

吴王李恪有才能、有智慧、有志向，无疑是当选太子的最佳人选。

但是，唯一影响吴王李恪当太子的障碍就是他的庶子身份，生母又是隋炀帝的女儿，文武大臣自然不会赞同让他当太子。

其中，朝堂之上反对之声最为强烈的大臣，当属长孙无忌，他转而支持自己的亲外甥儿晋王李治当太子。

长孙无忌之所以力挺晋王李治当太子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：

1、晋王李治是长孙皇后的儿子，也就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儿，身上流淌着长孙家族的血脉，让他当皇帝，才有机会把大唐江山永久传递给长孙一脉。 2、晋王李治的性格比较柔弱，将来若是当上了皇帝，长孙无忌的特殊身份必然会得到重用，而且还有举荐之功，甚至可以帮助亲外甥儿打理朝政。 3、若是让吴王李恪当上了皇帝，长孙无忌并没有一点功劳。而且，吴王李恪的性格高傲，将来若是在他手底下做事，长孙无忌很难做出一番大事。

长孙无忌

由此可见，此时的长孙无忌为了延承长孙一脉的皇室血统，内心充满了自私自利。

长孙无忌认为，若是晋王李治将来能够继承皇位，自己的政治利益必然会比唐太宗时期更大，还可以控制性格柔弱的亲外甥儿，从而实现把控朝政的目的。

从这个时候开始，长孙无忌的心态和行为逐渐发生变化，他从起初的谦虚谨慎，一步一步朝着权欲迈近。

当然，长孙无忌的内心想法，当然不能直接对唐太宗说，于是就以“礼法制度”为理由，同时强调“立嫡子为太子”的重要性与合法性。

确实，唐太宗听从了长孙无忌等大臣的意见，于贞观十七年（公元643年）册封晋王李治为太子。

剧中的李恪

然而，尽管已经立晋王李治当了太子，但是唐太宗依然认为，太子李治的性格柔弱，可能无法担此重任，再次萌生了“改立吴王李恪当太子”的念头。

为此，唐太宗还专门召集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大臣，询问道：“太子的位置是不是可以换一个人呢？”

听完这话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笔下的《资治通鉴》当中，这样记述了长孙无忌当时的态度：

“（长孙）无忌固争，以为不可。”

长孙无忌对于唐太宗的言语加以反驳，他深信，即使太子李治的性格有些柔弱，在一帮老臣的辅佐之下，依然可以成为一代圣贤明君。

面对长孙无忌的反对意见，唐太宗直接了当地反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因为吴王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儿，所以才持反对意见呢？”

长孙无忌和唐太宗

唐太宗的话虽然刺破了长孙无忌的内心，但他也不是等闲之辈，马上就回答说：“太子（李治）仁厚，守文良主，储副至重，岂可数易，愿陛下一定要深思熟虑。”

最终，凭借长孙无忌的三寸不烂之舌，还是成功说服了唐太宗，“改立吴王李恪当太子”的念头就此作罢。

然而，在唐太宗想要改立吴王李恪当太子的事情上，还是有少数大臣表示支持的，其中一个就是时任中书侍郎的岑文本。

面对多数大臣强烈反对改立吴王李恪当太子，唐太宗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更不敢强行把太子李治废黜。

唐太宗当然明白，就算强行把吴王李恪立为太子，等他日后当上皇帝，朝中的大臣也不会心甘情愿辅佐他，就会导致他变成一个孤家寡人，这样对大唐帝国太不负责任了。

李恪

因此，无论从唐朝的“立嫡立长”的传统制度，还是朝中大臣的支持程度，让晋王李治当太子，无疑是最为合适的。

唯一让唐太宗感到不满的，就是晋王李治的柔弱性格，恐怕难以掌控整个大唐帝国。

但是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由于李承乾谋反被发配到黔州，魏王李泰过于阴险被软禁。若是让吴王李恪成为未来的皇帝，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必定会遭到清洗，难以存活下来。

因此，长孙无忌劝唐太宗说：“晋王李治仁厚，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又是他的同母哥哥，只有让他坐上太子之位，他们两人才能安然无恙！”

毕竟是自己的儿子，唐太宗当然也不想让李承乾和魏王李泰死于非命。

剧中的李治

所以，晋王李治能够当上太子，他的舅舅长孙无忌从中花了不少功夫，堪称第一大功臣。

为了锻炼一下柔弱的晋王李治，唐太宗决定好好给他上一课，在《资治通鉴·贞观十七年四月》当中，有着详细的记载：

“上御两仪殿，君臣俱出，独留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勣（徐懋公）、褚遂良，谓曰：“我三子一弟，所谓如是，我心诚无聊赖，因自投于床，无忌等争前扶抱。上谓治曰：汝舅许汝矣，宜拜谢。治因拜之。上谓无忌等曰：公等已同我意，未知外议何如？对曰：晋王仁孝，天下属心久矣，乞陛下试召问百官，有不同者，臣负陛下万死。”

在两仪殿内的这次“表演”，就是演给晋王李治看的，确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。同时，也奠定了长孙无忌的首席功臣的地位，从此让晋王李治对他尊敬有加。

正是因为太子李治太年轻了，没有什么经验和阅历，唐太宗时常会与大臣合伙“演戏”，以此来锻炼太子李治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唐太宗和朝中大臣很会“演戏”，唐太宗若是能够获得“最佳男主角”的话，那么“最佳男配角”的称号非长孙无忌莫属。

君臣之间，配合的十分默契......

与武德九年（公元626年）爆发的“玄武门之变”一样，长孙无忌再一次扮演了唐太宗身边的得力助手，而且大获成功。

对于长孙无忌来说，他的心里非常清楚，针对太子李治的各种“演戏”，一是为了锻炼太子李治，二是要让太子李治知道，自己才是朝堂的首席功臣。

李治

然而，正是由于长孙无忌在“晋王李治当太子”的事情上费尽心思，从而在年轻的晋王李治心里，既充满了感激之情，又埋下了一种“舅父至上”的阴影。

尽管晋王李治并不是唐太宗心目当中最合适的太子人选，但他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，并任命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人担任托孤大臣。

其实，唐太宗之所以立晋王李治为太子，除了晋王李治的身份是嫡子以外，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。

唐太宗将眼光放在了长远考虑，只有立晋王李治当太子，让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全力辅佐，才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“玄武门之变”的再次发生，避免兄弟之间自相残杀，对于大唐帝国的未来发展是有利的。

在唐太宗临终之前，将太子李治托孤给舅舅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，或许也是他迫不得已做出的补救措施。

玄武门之变

在唐太宗正式颁布的储君诏书当中，这样写道：

“如果立魏王李泰为太子，李承乾、吴王李恪和晋王李治都保不住，因为魏王李泰容不下这些兄弟们。而立晋王李治为太子，李承乾、魏王李泰和吴王李恪都可以安然无恙。”

通过这道诏书可以看出，曾经亲身经历过“玄武门之变”的唐太宗，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儿子自相残杀的局面。

正是唐太宗的这个决定，也就注定了吴王李恪今后的命运。

即使心胸宽厚的太子李治当上皇帝以后，不会与吴王李恪斤斤计较，那么，一心想要维持长孙一脉皇室血统的长孙无忌，为了外甥儿的皇位更加稳固，会选择放过吴王李恪吗？

唐太宗

毛泽东主席后来在阅读唐朝这段历史的时候，对吴王李恪深表同情和惋惜，从而做出了这样的评价：

“吴王李恪应物，晋王李治朽物，知子莫若父，唐太宗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，可谓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。”

确实，随着唐太宗病逝，太子李治继承皇位之后，不仅让吴王李恪无辜丢掉了性命，也让李氏的大唐江山被武则天攫取。

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（公元649年7月10日），唐太宗在国都长安（如今的陕西西安）的钟南山翠微宫含凤殿病逝，由太子李治继承皇位，史称唐高宗。

唐太宗病逝之前，任命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人为托孤大臣，负责辅佐新上任的皇帝。

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，长孙皇后是唐高宗的生母，按照辈分来说，长孙无忌就是唐高宗的亲舅舅。

唐太宗

对于唐高宗来说，自己虽然继承皇位，但在长孙无忌面前总有一种压迫感。而对于长孙无忌来说，唐高宗的继位，他得以掌控朝政，让他的权力达到顶峰。

此时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长孙家族，权势可谓是遍布整个朝野。

在《新唐书·公主列传》当中记载，长孙家族一共迎娶了四位唐朝公主，分别是：

长孙无忌的族兄长孙孝政，娶了唐高祖的女儿高密公主； 长孙无忌的长子长孙冲，娶了唐太宗的女儿长乐公主； 长孙无忌的族侄长孙曦，娶了唐太宗的女儿新兴公主； 长孙无忌的堂侄长孙诠，娶了唐太宗的女儿新城公主。

随着长孙家族的权势日渐强盛，也让长孙无忌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，逐渐变得居功自傲，贪恋权势。

唐高宗刚刚继位的时候，在长孙无忌的辅佐之下，表面上看起来一团和气，实际上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微妙。

有一次，唐高宗召集宰相班子成员商议事情，他对众人说道：“听说朝廷各部门在办事的时候，互相看对方的脸色行事，导致许多事情不能做到公正无私，可有此事？”

长孙无忌回答说：“皇上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，关于处理具体的微小事务时，收取对方一个人情，这种事儿恐怕皇上也避免不了吧！”

听完长孙无忌的这番话，唐高宗竟然一时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。

从此以后，凡是长孙无忌提出的事情，唐高宗通通都会答应，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。

由此可见，长孙无忌虽然位极人臣，但权倾朝野，甚至不把唐高宗放在眼里，已然成为了唐朝政权的实际操控者。

房遗爱和高阳公主

更有甚者，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，长孙无忌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排斥异己，打压政敌。

其中，长孙无忌最著名的一次打压政敌的事情，当属“房遗爱谋反案”。

唐高宗永徽四年（公元653年），房遗爱的妻子高阳公主见唐高宗比较软弱，于是就和房遗爱商议说：“一旦天下有变，我们就联合薛万彻、柴令武等人，拥立荆王李元景为皇帝。”

然而，这个宫廷政变还没有实施就败露了，起因还要来源于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一事。

在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笔下的《资治通鉴》当中，有着明确的记载：

“高阳公主谋黜遗直，夺其封爵，使其诬告遗直无礼于己。”

高阳公主是唐太宗的女儿，房遗直是房遗爱的大哥，高阳公主之所以要状告房遗直，目的是想要让房遗爱继承梁国公的爵位。

自从房玄龄去世以后，他的长子房遗直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梁国公的爵位，而次子房遗爱、三子房遗则和四子房遗义，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

高阳公主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她偏偏看上了梁国公的爵位。

于是，高阳公主就以“房遗直对自己无礼”的名义，写了一封奏折状告房遗直，那样就可以趁机废黜房遗直的梁国公爵位。

若是这个罪名成立的话，房遗直必死无疑，房遗爱就会接任梁国公的爵位。

唐高宗看到高阳公主的奏折之后，非常重视这件事情，一刻也不敢耽搁，马上派出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此案！

高阳公主

受领这个任务之后，长孙无忌显得非常兴奋。他意识到，这是一个清理政敌的绝佳机会。

主要是因为，早在房玄龄还活着的时候，就跟长孙无忌处于不同的阵营，他的儿子房遗爱曾经又是魏王李泰的拥立者。

长孙无忌刚一开始调查这个案子，就发现了诸多疑点，各种证据都在表明：“高阳公主明显是在诬告房遗直”。

然而，长孙无忌并没有着急结案，而是怀着一种“打压政敌”的心态，继续深入追查下去。

通过深入调查，长孙无忌查到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“高阳公主指使陈玄运暗中观察皇宫的吉凶”，当时称为“私窥天象”。

这种行为可是一种大逆不道的举动，若是情节严重，还有可能被扣上谋反的罪名。

时任掖庭令的陈玄运承认，自己是受高阳公主的指使。

这样一来，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无礼的案件，似乎转变了性质，而是变成了她密谋丈夫房遗爱谋反的案件，史称“房遗爱谋反案”。

长孙无忌是一个多么精明的人，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件事情，把更多的政敌牵扯进来，从而一网打尽。

经过一番思考，长孙无忌决定先从房遗爱身边的人员入手，这个人就是薛万彻。

薛万彻是唐太宗的妹夫、丹阳公主的丈夫，曾经也是魏王李泰阵营当中的人，他和房遗爱的关系十分亲密。

根据《资治通鉴》当中的记载，薛万彻回到长安之后，曾经和房遗爱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若国家有变，当奉荆王李元景为王”。

查到这个线索，长孙无忌非常兴奋，这可是一个可以让“房遗爱谋反案”坐实的证据。

李元景是唐太宗的六弟，他的女儿嫁给了房遗爱的三弟房遗则。

目前的当务之急，就是想法设法让薛万彻亲口承认自己曾经说过这句话，这样才更加具有说服力。

然而，当长孙无忌尝试审问薛万彻的时候，薛万彻根本就不承认房遗爱谋反的事情。

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再加上薛万彻是武将出身，脾气倔强得很，软硬不吃，长孙无忌拿他没有一点办法。

因此，长孙无忌开始转变思路，他知道房遗爱的性格软弱，贪生怕死，决定还是要从房遗爱身上下手。

长孙无忌亲自审问房遗爱，说道：“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是把你企图谋反的罪行如实汇报给皇上，你们都难逃一死。二是你只要配合我的调查，我就可以保你不死。”

毫无疑问，房遗爱果断选择了后者。

随后，长孙无忌故意问道：“你们谋反的事情，除了你和高阳公主、薛万彻、荆王李元景之外，还有谁参与其中？”

房遗爱回答说：“还有柴令武和巴陵公主夫妻两人！”

长孙无忌继续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人？”

房遗爱想了一会儿，回答说：“再也没有其他人了！”

长孙无忌说：“不对，你不用这么着急回答，好好想一想，不能漏掉任何一人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保你不死。”

其实，长孙无忌真正想要拉扯进来的人是吴王李恪，他想要借房遗爱的口中说出来。

眼看房遗爱一脸茫然的样子，长孙无忌在一旁暗示他说：“你要仔细想一想，尤其是像荆王李元景那样的藩王！”

听完长孙无忌的这句话，房遗爱瞬间恍然大悟，他随即供出了一个人的名字：吴王李恪。

这才是长孙无忌想要得到的结果......

在长孙无忌的威逼利诱之下，贪生怕死的房遗爱不仅被迫承认了谋反的事实，还将毫不知情的吴王李恪牵扯进谋反案当中。

长孙无忌之所以要让房遗爱陷害吴王李恪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：

1.两人分属不同的阵营；

早在李承乾被废掉太子之位的时候，当时最有希望竞争太子人选的是魏王李泰和吴王李恪，许多大臣开始选择阵营站队。

魏王李泰垮台以后，吴王李恪仿佛没有了竞争对手，大臣一直认为，太子之位非他莫属。

出乎大家意料的是，半路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，长孙无忌极力反对吴王李恪当太子，转而拥立自己的亲外甥儿李治当太子。

吴王李恪与太子之位失之交臂，在痛恨长孙无忌的同时，必定心存不甘，或许还会寻找机会夺权篡位。

2.担心吴王李恪打击报复，干脆斩草除根；

唐高宗继承皇位以后，长孙无忌的官职是太尉，而吴王李恪的官职是司空，主要掌管唐朝的土木工程方面的建设。

从官职上来看，两人同为“三公”（太尉、司空、司徒），相当于平起平坐，均是正一品大员。

从身份上来看，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亲舅舅，吴王李恪是唐高宗的同父异母的哥哥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唐太宗在去世之前，曾经任命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担任托孤大臣。

因此，长孙无忌认为，自己曾经极力反对吴王李恪当太子，如今他已经与自己平起平坐，难免会因为往日的恩怨打击报复。

所以，长孙无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借助“房遗爱谋反案”将吴王李恪打垮，自己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。

长孙无忌和吴王李恪的这种矛盾，房遗爱当然知道，为了保住自身性命，他只能昧着良心去迎合长孙无忌。

有了房遗爱交代的“口供”，吴王李恪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卷入“房遗爱谋反案”。

接下来，长孙无忌就要为参与“房遗爱谋反案”的所有人员定罪，他的建议是：“将吴王李恪、荆王李元景、高阳公主、巴陵公主等李氏皇族赐予自尽，将房遗爱、薛万彻、柴令武等人斩首”。

当唐高宗看到这个建议的时候，一看要杀掉这么多的皇亲国戚，心里有些犹豫，想要替他们求情。

唐高宗对大臣说道：“荆王李元景是我的叔父，吴王李恪是我的兄长，我想要赦免他们一死，大家认为可以吗？”

此时的唐高宗多么希望有人能够站在他这一边，但结果却没有一人站出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时任兵部尚书崔敦礼开口说道：“臣认为不可，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涉嫌谋反，必须要杀。”

听到这话，唐高宗彻底绝望了，这就意味着，满朝的文武大臣都赞同长孙无忌的建议。

无奈之下，唐高宗只好颁布诏书，按照长孙无忌的定罪结论执行。

直到这个时候，长孙无忌才算真正达到了利用“房遗爱谋反案”打击政敌的目的。

长孙无忌

在这起“房遗爱谋反案”当中，还有许多人被以各种罪名牵涉进来。

除了房遗爱、薛万彻、高阳公主、巴陵公主、吴王李恪、荆王李元景等人被杀以外，房遗爱的大哥汴州刺史房遗直、三弟朝散大夫房遗则、四弟谷州刺史房遗义均被流放。

吴王李恪的四个儿子也被流放，还有与他同母的六弟蜀王李愔被流放到巴州（如今的新疆东南部），贬为庶人。

薛万彻临被斩首之时，高声大喊道：“薛万彻大健儿，留为国家效死力，岂不佳，乃坐房遗爱杀之乎！”

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受到牵连，被流放到交州（如今的越南河内）。

长孙无忌

还有唐高祖的侄子、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郡王李道宗，也被流放到象州（如今的广西柳州），但在前往途中病逝。

时任门下省侍中宇文节由于跟房遗爱的关系很好，便想要替房遗爱开脱罪责，因而被流放到桂州（如今的广西桂林），由兵部尚书崔敦礼接替他的职位。

这样一起并没有真正实施的“房遗爱谋反案”，史学家一直认为，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嫉贤妒能，才导致“衔不协之素，致千古之冤”。

其中，最令人感到惋惜的当属无辜的吴王李恪，他文武双全，一度被认为是唐太宗的接班人，却因为自己是隋炀帝的女儿杨妃所生，而备受排挤。

吴王李恪被赐自尽的时候，愤怒地说道：“长孙无忌窃弄威权，构害良善，宗社有灵，当族灭不久”。

足以可见，吴王李恪是被冤枉的，成为了这场政治斗争当中的一个牺牲品。

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（公元705年），李唐王朝复辟，吴王李恪才被平反昭雪，恢复他的官爵，并以亲王之礼迁葬到高阳原。

吴王李恪死后，司空的职务由大将李勣（徐懋公）接任，并得到唐高宗的重用。

自此以后，朝廷的大多数重要官职几乎都是长孙无忌的势力。

通过“房遗爱谋反案”可以看出，长孙无忌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，完全把身为皇帝的唐高宗架空，甚至不顾唐高宗的感受，肆意杀害李唐皇室的宗亲。

或许，在长孙无忌的眼中看来，唐高宗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，就像三国时期的蜀汉君主刘禅一样，是一位扶不上墙的皇帝。

再加上唐高宗自身的柔弱性格，也给了长孙无忌擅弄权术和打压政敌的机会。

年轻气盛的唐高宗虽然踌躇满志，内心极度渴望像唐太宗一样建立伟业，缔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盛世，但长孙无忌始终是挡在他前面的一个障碍，让他无法充分展现自己。

面对长孙无忌做出的种种行为，唐高宗感觉越来越难受，从而导致两人的矛盾逐渐加深。

常言说“忍到一定程度必会爆发”，真正引爆唐高宗对长孙无忌展开打击报复的因素，就是后来的“废掉王皇后，改立武则天”事件。

参考史料

1.北宋·司马光著《资治通鉴》第一百九十九卷；

2.北宋·欧阳修著《新唐书列传第八·诸帝公主》；

发布于：山东省